于维涛:校长教育哲学的反思与重构

时间:2019年09月27日 来源: 名校长工作室 浏览: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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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教育哲学之于教育的意义愈发引人关注原因有四:一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校长问题日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核心,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成为教育研究的焦点。“在近代,一所大学的崛起和发展常常伴随着一位或数位著名的校长,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和能力对大学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二是近年来我国的大学校长研究成果丰硕,涉及知识、职责、管理、道德、领导力、专业发展等方面,但大多局限于岗位规范以及技术层面,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还不够。三是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加快 “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我们愈发认识到 “哲学乃是决定教育的最后根据”,而校长教育哲学乃是决定校长的专业学习、教育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关键乃至根本的要素。斯宾塞曾说过:“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进行真正的教育。”四是教育哲学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校长的教育哲学这一命题提供了可能性。


校长教育哲学的内涵


       1.校长教育哲学概念

        校长的教育哲学是校长以一定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在专业学习、教育实践与日常生活过程中,通过思想引领、实践创新、社会担当而建构的有关教育理论化、系统化知识、方法与价值体系。具有传承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文性、系统性等基本特征。是校长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办学思想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哲学。教师的哲学能够帮助教师实现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了解。”同样,每位校长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它影响校长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借用柏拉图的话来回答:“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一样,他也应当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教育就其最高意义而言是哲学”。

       2.校长教育哲学特点

       校长教育哲学具有传承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文性、系统性五个特点。一是传承性。校长教育哲学属于无形的文化范畴,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文明、国家民族以及大学的历史文化、精神传承、发展要求,展现着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所学校的历史轨迹。二是实践性。校长教育哲学根源于教育的实践本性。校长教育哲学体现于实践中,体现在运用知识、经验、能力、智慧等解决实践问题的本领。是如何去做、如何用的哲学。三是发展性。“水无常势”,一切校长的教育哲学都是发展变化的,是流动的、动态的,有时似奔腾的江河,有时似潺潺小溪,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不变。四是人文性。康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校长教育哲学的一切价值观与方法都围绕着人展开。五是系统性。校长的教育哲学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思想引领、实践创新、社会担当各个要素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顾此失彼。


校长教育哲学的迷失


       近年来,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国家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不断作出新的部署,我国高等教育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因此,校长教育哲学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解偏差与问题。

       1.无根的思想

       布鲁贝克认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每所学校的办学历史、师资队伍、生源情况、发展优势、地域环境等都各不相同,因此,其校长办学思想应该既根植历史,又各有千秋。总结而言,大学校长应具有如下特质:一是有教育情怀,二是拼体力、拼时间,三是逐步建构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但也无法否认,当前大学校长工作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文本化,部分校长在与文本对话,不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精神与精神的唤醒。二是碎片化,大学理想、目标、课程、教学、科研、文化、社会服务等环节不是有序递进,前后逻辑贯通、一脉相承。三是口号化,生命教育、幸福教育、博雅教育以及书香校园、魅力校园、和谐校园、美丽校园等令人目不暇接。四是同质化,大部分学校的校训为 “四词八字”式。且 “团结、求实、创新、严谨、勤奋”词语居多。郑昕先生说过:“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于人类的文化思想发展来说,总是承先启后的”。大学校长没有对民族优秀文化、大学历史遗产和学校发展阶段的深入研究,以思想为主要载体的校长教育哲学就很难继承和发扬光大,他的教育哲学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从历史角度:“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

       2.功利的心态

       2010年,温家宝同志曾指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当前大学的生源、课时、课题、就业等依然成为衡量教育行为、发放绩效工资的基本条件。部分大学校长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大学排名、广揽生源、扩大就业、争取项目、广开财源上,将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搁置一边。部分教师不再专注于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争取项目、发表论文和兼职创收上。少数教师甚至采用造假、剽窃、代发等办法达到自己的职称考核等功利目的。在 “蝴蝶效应”带动下,一些大学生也只对修学分、考证书、忙入党、挣荣誉等名利、技能感兴趣,实用主义至上,失去了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的内在动机。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腐败和商业行为,师生关系被功利所劫持,师道尊严也日渐受到挑战。校长的教育哲学被功利肢解得七零八落,如费希特所言:“没有哲学,教育技能将永远不能达到对其自身完全清楚的认识。”

       3.多动的工程

       大学是显性物质文化和隐性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大学不仅需要人文的校园和恬静大楼,更需要有 “大师”和 “大爱”。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大学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本质,但现在部分大学见物不见人,重硬件、轻软件,热衷于圈地和参与新校区建设工程。大学之间的攀比不是 “大师”、“大爱”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对社会引领服务作用,而是在物质设施、楼堂馆所工程提升层次。不少高等院校的不顾自身特色与办学历史,为提升办学层次不惜牺牲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利益,专科想挤入本科院校,本科想挤入一本院校,一本想挤入工程大学。今天出现“科研模式”、明天推介 “技能大赛”、后天开展“迎评促建”工程,失去了 “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大学静气。校长的教育哲学被面子工程所绑架,沉稳、谦和、前瞻、持重、创新的优秀民族风格与 “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大学本色被冲击。


校长教育哲学的三个维度


       1.思想引领:教育至上之善

       眭依凡认为:“一所大学何以出众?不在于其教学如何出色,学术水平如何高深,校园如何漂亮……最重要者在于大学的思想”。同样,大学校长不仅仅名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等方面,更重要的是 “名在思想”,思想辐射示范引领的价值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办好大学本身。引领什么?在任何时代的教育活动中,善的观念和相应的伦理生活,都具有至上的思想意义,“善”是校长的思想引领和伦理道德的显著规则和内容,是思想性的核心体现。孔子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康德也强调把“善”解释为人的立足点。

       引教育至上之善,核心在于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需要大学校长认同人类 “善”的文明多样性,需要大学校长在教育哲学上回应“和而不同”,把 “学校作为一个文明教化场所,其基本宗旨是给予年轻人任何文明都要倚重的工具”。需要校长站在文化的高度思考教育,站在教育的高度思考教学,让教师科研服务教学,让学生发生真实的学习。强调学生的充分全面个性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用尽一切力量去搏 “荣誉”、“地位”、“光环”之名,而是全身心、不计功利地去培育每一个学生,成就每一位教师。需要强调共治善治,系统推进,开拓师生员工参与共商学校发展的路径。

       2.实践创新:求教育终极之真

       布鲁贝克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他明晰了大学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比拟的特点,表达了大学是 “能够产生理论并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的地方,是可以 “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校长的教育哲学成之于实践,用之于实践,实践出真知。在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管制化语境下,学术自治、追求真理无疑是大学校长教育哲学最为坚持的优秀品质。如克拉克·克尔所言:“现代多元化大学为什么能够存在?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

       求教育终极之真核心在于解决好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大学因谁所起、为谁而建,是为精英教育服务还是为大众教育服务,既是校长实践创新的历史问题又是迫切的现实问题。校长学习什么、研究什么、主张什么、爱好什么,都会为师生打下深深的烙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课程、教师、教学、研究等资源需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脱离学生实践,高等教育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3.社会担当:塑教育最高之美

       克拉克·克尔说 “综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学校长肩负的不仅只是思想引领和实践创新的重任,还有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责任,而后者则赋予了校长强烈的先进性、社会性。《大学》开篇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指明了大学是塑造优美心灵和高尚情操场所。纽曼曾言:“大学教育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给大众热情提供真正原则。”大学历来被称为 “社会的思想库”和“文明的灯塔”,应把追求真理、崇尚卓越,关怀人类为己任。正像爱因斯坦在 《论教育》中所说:“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

       大学引领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 “以文化人”。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的人才库、思想库、实验场、孵化地,对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大学通过培养专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服务社会,引导社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校长教育哲学不仅需要致力于大学内部治理事务,更要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满足大众的期待。因为 “校长是大学与社会之间连接互通的重要窗口,一头联结着大学内部的多元治理主体,一头联结着社会大众”。


校长教育哲学的养成


      1.自我追问

      胡塞尔认为:“每一种行为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是每一种行为也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每一种体验都是 ‘被觉察到的’,是内在地 ‘被知觉到的’(被内在地意识到)”。校长自我追问是对自身内在地自主意识,不是发生在教育实践之外的,而是始终伴随着大学校长的教育实践。这样的意识使得大学校长在日常的办学治校工作中,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往中,能敏锐觉察到教育赋予外部世界赋予意义,建立教育情境价值联系,能及时地捕捉到教育意义的契机。

       大学校长自我追问还在于校长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自我追问: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怎么做……这些横贯东西、上下万年的追问,往往让校长陷入更深的思考与困惑,因为不同时代的教育家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情境各异的回答。正是这种理解的多样性,启发校长从更广阔的领域思考,如杜威所言:“要形成经验,就要身处经验之外,像另一个那样来看这个经验”。教育的追问是自我的、深沉的、平静的、寂寞的,不能搞 “轰动效应”。从行动意义看校长的自我追问是一条充满荆棘险阻、持之以恒之路,恰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夜晚起飞的”。

       2.问题迁移

       迁移是指 “心理官能得到发展的结果”。是将其在 “学习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行为和态度应用到其工作实践的系统过程”。也就是说一种问题的提出、分析、对策、态度应用到另一种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或形成的影响就是问题迁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实与未来社会问题日趋复杂,作为知识创新高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 “象牙塔”,面临着学科发展从 “孤岛分化”转向 “交叉融合”。以 “问题逻辑”进行的迁移改造,变知识 “隔离”为知识 “迁移”,实现了大学育人体系整体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正日渐成为大学校长教育哲学发展的共识和趋势。

       一个时代、一个校长的哲学问题,往往是对于过去校长角色的回归与再现。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柏拉图的国家教育;卢梭的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既意味着人类曾经试图以最集中、最深刻、最高端的思维和行动来确定教育哲学的支撑点,也意味着人类尚未走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赋予教育哲学的特定时代意义的狹隘格局,不能片面理解机械拿来某种教育理念和做法。恰如卡尔·波普尔所言:“伟大的哲学家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回答了人类面临的大部分问题。”可以这样认为,当代人谈论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古代先哲圣贤那里找到回应。从行动意义看问题迁移既需要校长从历史的角度,又需要从现实的角度理解教育哲学时代内涵。

       3.思想融合

       蔡元培执掌北大不久为 《北大学刊》撰文时写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在人类教育精神发展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外铄与内铄、熟知与真知、经验与概念、感性与理想、绝对与相对等思想冲突。人类的教育活动在多元教育思想中的冲突与融合,既表征着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与融合,也表征着人类历史的超越性与依赖性,教育方法的有限性与教育哲学发展的无限性的冲突。因此校长应该站在巨人的肩上,运用古往今来各种思想、理论、方法从人类存在的对立性、发展性、阶段性去解释人类教育哲学思想的冲突,而不能把这种冲突视为内心自我冲突。

       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和时代特征造就了不同的大学。东西方大学有各自特色和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办学也具有各自优势,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也会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同时,“每个人有他的生命活动的范围,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样”。不同大学校长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既有助于理解校长的教育哲学多样性的价值意义,又有助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去透视教育思想复杂的变革路径,因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吸收借鉴和融合东西方大学办学思想就成为东西方大学校长教育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教育需要哲学,校长同样需要哲学。只有在对真、善、美的哲学探索、追求、创造之中,校长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类型、任何学段的校长群体概莫能外。因为 “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 ‘高深’只是程度不同。”


内容来源:文章发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7期,版权归作者(于维涛,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所有。



责任编辑:杜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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